关于《满江红》词的两个问题
但目前讨论《满江红》词的热潮，自然是由张艺谋的电影引起的，所以我想先声明两点：张艺谋的电影好不好是一件事，但《满江红》的真伪是另一件事，作为学术问题，应就事论事，尽量避免受到电影的影响。不应将针对电影的不满情绪，带入到词作的讨论上，具体点说，就是不能因为不喜欢电影，就倾向于断定《满江红》绝不是岳飞的作品。此其一。张艺谋的电影好不好是一件事，但电影作为虚构作品，把《满江红》当作岳飞的作品（遗作），并以此为核心编造情节，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。作为一个映像版的通俗故事，《满江红》词是不是确凿的岳飞作品，并不那么重要。虚构作品自有将另一部虚构作品当真的特权。就让考证归考证、虚构归虚构好了。此其二。关于《满江红》词的真伪问题，以往的商榷已经太多，在学术上的重复性也太多，在此不必总结。对于这首词，我一直比较关注里面似为前人忽略的两个细节，兹借此机会写出，以应世缘。
之一 “臣子恨”的意思不简单
我想讨论的，主要是“靖康耻，犹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时灭”这几句。为了方便讨论，先谈“臣子恨”的问题。对于这首词，大家似乎都不会特别注意“臣子恨”这句。比如，翻检我手头的选本，如唐圭璋《宋词三百首笺注》、唐圭璋等《唐宋词选注》、胡云翼《宋词选》，对此句都无任何解说。想来不管是注释者，还是阅读者，应该都觉得“臣子”就是臣下、人臣或臣民的意思，“臣子恨”无非是亡国之恨的意思吧。我们知道，此句之前的“靖康耻”，是指靖康二年（1127）金人攻破东京（今开封），俘虏了宋徽宗、宋钦宗，北宋由此灭亡；但在修辞上，“臣子恨，何时灭”与“靖康耻，犹未雪”明显是有对仗意味的，若从字面将“臣子恨”简单理解为亡国之恨的话，就显得与“靖康耻”不太相称了。而且，这个“臣子恨”跟“靖康耻”又有什么差别呢，不是废话吗？我觉得，这里的“臣子恨”，不应是泛指臣民们的亡国之恨，而应是特指朝廷对异族称臣称子之恨。说到中原王朝对北方民族称臣称子的事，大约有以下这些：首先是隋末时群雄对突厥称臣。陈寅恪有著名的《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》一文（《寒柳堂集》，三联书店2001年版），引录文献甚详，如《旧唐书·李靖传》载唐太宗李世民语：这是是说唐高祖李渊曾称臣于突厥。《通典·边防典》突厥条所述更详：
及隋末乱离，中国人归之者甚众，又更强盛，势凌中厦，迎萧皇后，置于定襄，薛举、窦建德、王世充、刘武周、梁师都、李轨、高开道之徒，虽僭尊号，俱北面称臣……更著名的，当然是五代后晋对契丹称臣。据《旧五代史·契丹传》载，石敬瑭在晋阳起兵对抗后唐，因实力不足，接受桑维翰之策，派遣使节到辽国：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百八十载此事作：
石敬瑭遣间使求救于契丹，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，且请以父礼事之……刘知远谏曰：“称臣可矣，以父事之太过。……”又《旧五代史·契丹传》：
寻册晋高祖（按：石敬瑭）为大晋皇帝，约为父子之国。……既而德光（按：耶律德光）请晋高祖不称臣，不上表，来往缄题止用家人之礼，但云“儿皇帝”。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百八十一载此事作：
帝事契丹甚谨，奉表称臣，谓契丹主为“父皇帝”。……其后契丹主屡止帝上表称臣，但令为书称“儿皇帝”，如家人礼。除了后晋之外，稍后独立的北汉也复制了后晋对契丹的称谓制度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百九十二载：每上表于契丹主称男，契丹主赐之诏，谓之“儿皇帝”。需要说明一下，政权之间以父子相称，可能是源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制度。唐德宗时代，在宰相李泌的周旋之下，回鹘汗国就曾对唐朝称臣称子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二百三十三：又唐末沙州敦煌的“西汉金山国”，也曾对回鹘汗国称子，如《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》：
又《曹义金上回鹘众宰相状》：
况众宰相先以大王结为父子之分。（以上据渡辺信一郎《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：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》，徐冲译，中华书局2008年版，第161页）隋末对突厥称臣、五代对契丹称臣，在岳飞时代都属于“古代史”了；而在岳飞亲历的“当代史”上，也有类似的事件。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金国册立刘豫为帝，国号“大齐”，据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一四一，金国在册文里要求“大齐”：又如绍兴十一年（1141），宋高宗赵构对金称臣，据《金史·宗弼传》，高宗在给金熙宗的誓书里自称“臣构”，并表示：
既蒙恩造，许备藩方，世世子孙，谨守臣节。（详见王曾瑜《宋高宗》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70页）《满江红》的“臣子”，若表示称臣称子之义，在遣辞上是没有问题的。“臣子”本来就包含着为臣若子之义，如隋文帝杨坚诏书有谓“皇太子虽居上嗣，义兼臣子”（据《资治通鉴》卷第一百七十九），中唐时陆贽有言“是以臣子之于君父也，尽其敬而敬焉”（《与元论解姜公辅状》）。可知“臣子”本是相对于“君父”而言的，引申用来表示对异族称臣称子，是顺理成章的。元代赵世延《南唐书序》有言：窃谓唐末契丹雄盛，虎视中原，晋汉之君，以臣子事之惟谨……（见陆游《南唐书》）又清初梁佩兰诗《观暹罗使者入贡》：
中朝礼自通甥舅，外国称原列子臣。（《六莹堂集》卷八）我以为，“臣子恨”的“臣子”，作为词汇，其用法跟石敬瑭上契丹表的“愿为臣子”是一致的，跟赵世延序的“以臣子事之”、梁佩兰诗的“外国称原列子臣”也是一致的。总之，将“臣子恨”理解为对异族称臣称子之恨，无论在词语的使用上，还是表述的逻辑上，都可成立。而称臣称子的事，自然以石敬瑭最有“名气”（况且唐高祖、宋高宗虽称臣，但未称子），因此，《满江红》词的“臣子恨”，更可能是特指后晋对契丹称臣称子而言的。也就是说，“臣子恨，何时灭”的意思应该是：中国人对契丹称臣称子的旧恨，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啊！这样的话，上一句“靖康耻”针对金人，这一句“臣子恨”针对辽人，两句都有具体的所指，在修辞上都完全相衬了。不过，关于“臣子恨”的这个新解释，对《满江红》词的真伪问题关系不大。要判断《满江红》词的真伪，还得接下来看“靖康耻”的问题。
之二 真正的疑点是“靖康耻”
对《满江红》词的质疑和辩伪，向来都集中在两个问题：一是词作的文本晚出，最早只见于明代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，而不见于早期的岳飞文集；一是词中“驾长车踏破，贺兰山缺”两句，贺兰山在西北方，不合于岳家军“直捣黄龙府”的方向。文本晚出问题，至今为止仍是质疑者最重要的论据，但现存文献中不存在的，不等于绝对不存在，作为证据，这仍是一个“默证”（argument from silence），即消极的证据。至于“贺兰山”问题，讨论最多，异说纷纭，但从纯学术立场，这个问题其实早已解决。就我个人所知见，程千帆的《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、距离及其类似问题》（见《古诗考索》）、马里千《贺兰山和岳飞〈满江红〉词中的贺兰山》（《老树集》，华艺出版社1994年版）两文，对此问题的辨析都很有说服力。他们都强调，“贺兰山”已见于唐诗，《满江红》只是将它作为典故来使用，泛指边塞而已。例如王维《老将行》：又卢汝弼《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》之四：
这两例中的“贺兰山”，程千帆认为应是虚指，马里千则认为指宁夏贺兰山。但实际上，无论“贺兰山”在唐诗里是虚指还是实指，只要有了唐诗作为前例，后人把它作为一个虚指的典故来使用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因此，从修辞立场，从运用典故的立场，将“踏破贺兰山缺”作为质疑的论据，在逻辑上是无效的。
上述程千帆的论文，只是在最后才讨论了《满江红》词的问题，其重点并不在此，而有着更为广泛的学术意义。他指出古诗词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：“在某些诗篇（其中包括了若干篇边塞诗的代表作品）里所出的地名，常常有方位、距离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情况。”他列举了四个例子，略引如下。一是李白《战城南》：去年战，桑乾源；今年战，葱河道。洗兵条支海上波，放马天山雪中草。二是高适《燕歌行》：
摐金伐鼓下榆关，旌旆逶迤碣石间。校尉羽书飞翰海，单于猎火照儿狼山。三是王昌龄《从军行》：
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四是李贺《塞下曲》：
胡角引北风，蓟门白于水。天含青海道，城头月千里。……蕃甲锁蛇鳞，马嘶青冢白。这四首诗，都同时罗列出西域边疆不同方位的多个地名，但往往彼此相去甚远，显然只是作为典故来虚指，而不能理解为实指。如程千帆所言：“作品中出现地理方面的矛盾现象，是和作者的用典这一艺术手段分不开的。……诗中或全以汉事写唐事，专用汉代原有地名；或正面写唐事，但仍以汉事作比，杂用古今地名。由于是用典的关系，所以对古地彼此之间，乃至今地与古地之间的方位、距离不符实际的情况，也就往往置之不顾了。”其实，古人早已注意到这种现象。如程千帆所引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有言：文章地理必须惬当。梁简文《雁门太守行》乃云：“鹅军攻日逐，燕骑荡康居。大宛归善马，小月送降书。”萧子晖《陇头水》云：“天寒陇水急，散漫俱分泻。北注徂黄龙，东流会白马。”此亦明珠之颣，美玉之瑕，宜慎之。不过，颜之推虽指出这一现象，但他仍囿于历史地理的立场，批评诗里所举地名或国名遥不相及；其实这种情形，本是诗人刻意用典，是不必坐实其具体方位的（可参陈永正《诗注要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75－76页）。
家居五原上，征战是平生。独负山西勇，谁当塞上名。死生辽海战，雨雪蓟门行。诸将封侯尽，论功独不成。元代方回指出：“感慨有味，但五原、山西、辽海、蓟门四处，地相辽远……”（《瀛奎律髓》卷三十）
程千帆的主旨，特别着重于地理方位方面，我觉得还可以引申到历史年代方面：这些诗篇的主题，都跟对外部民族的战争有关，诗里罗列出边疆的众多地名或国族名，而这些地名或国族名，往往又分属不同的时代。这种排比嵌入边疆地名或国族名的手法，可视为典故的刻意堆彻和组合，相当于作为修辞手法的连喻（复喻），既造成了一种地理的“混搭”感，也造成了一种历史的“统合”感。靖康耻，犹未雪；臣子恨，何时灭！驾长车踏破，贺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。“靖康耻”是北宋的事，“臣子恨” 按我上文的说法是五代的事，“踏破贺兰山缺”似乎可理解为唐代的事（也可理解为北宋针对西夏的事），“胡虏肉”似指五胡，那么就是中古时的事，而“匈奴血”则是汉代的事。这样来看，《满江红》词是罗列了历史上不同时代对外政治或战争的有关名目，作为修辞手法，跟上文列举的那种堆彻边疆典故的诗篇可算是异曲同工的。
但这里，要特别注意一点，上文所列举的边塞诗，里面的地名或国族名，大体是作为“古典”来使用的，即那些并不是唐代实际使用的地名或国族名，不是唐代的“今典”。从这一点，我们再看《满江红》词，就不难发现：“匈奴血”、“胡虏肉”、“贺兰山缺”乃至“臣子恨”，都很明确地属于“古典”，都没有任何问题；但“靖康耻”就有问题了——因为，相对于岳飞来说，“靖康耻”是他亲身经历的事，只能算“今典”了。因此，若《满江红》真是岳飞所作，“靖康耻”这句就显得很是突兀，这首词在整体上、在典故的使用上就不协调了；反之，若《满江红》词只是宋代之后佚名或托名的作品，在作者那个时代，“靖康耻”早已成了“古典”，将它跟其他典故放在一起，也就显得很“搭”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将《满江红》词归于岳飞名下，在我看来最大的疑点并不是“贺兰山缺”，而是这个“靖康耻”。正因此，从用典的角度，加上文本晚出那项消极证据，我更倾向于认为，《满江红》是后世托名岳飞的作品。但从用典方式上立论，只能算是一项旁证，远谈不上是铁证。总之，我的看法是：目前还不能百分之百地否定《满江红》是岳飞所作，但它在文本上确有“嫌疑”，从学术立场，最好不要认定它是岳飞的作品。
附录：
俞陛云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）梁令娴《艺衡馆词选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）俞平伯《唐宋词选释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）上彊邨民（朱祖谋）《宋词三百首》（中国书店1991年版）唐圭璋《宋词三百首笺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）龙沐勋（龙榆生）《唐五代宋词选》（商务印书馆民国26年版）龙榆生《唐宋名家词选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）胡云翼《宋词选》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）刘永济《唐五代两宋词简析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）唐圭璋《唐宋词简释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）从选本收词的情形来看，清人大约不太重视《满江红》一词，而朱祖谋应是转折点。朱氏以朴学方法治词，是近百年词学重振的枢纽人物，他将此词收入《宋词三百首》，其影响不言而喻。唐圭璋、龙榆生即承其手眼，始终将此词收入自己的选本。另外，作为新派词学研究者的胡云翼也值得注意，他在民国时编的《词选》未收此作，后来编的《宋词选》则收入了，这或许隐约透露出时代风气的影响吧。